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的发展目标
——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在欧洲学院线上演讲全文
来源:    2021-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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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9日,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欧洲学院举办的中欧关系交流活动,并发表了题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的发展目标》的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莫盖里尼院长,
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同各位同学见面。欧洲学院是欧洲政治精英的摇篮,欧洲的未来、中欧关系的未来,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都与你们密切相关。因此,我对今天与你们的交流十分期待。

  很多同学都对中国感兴趣。的确,现在随处可见关于中国的新闻,大家都会有自己的认识。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你们可能不太熟悉的中国。

  不久前,一位中国老人辞世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举国同悲,在他的故乡长沙,十万多民众自发前往送别,全市的花店都被买空了。欧洲许多媒体都做了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他值得我们所有人的尊敬!

  这位老人叫袁隆平。他的去世之所以引发中国与全球哀悼和追思,是因为他一辈子都在为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奔波劳碌,他研究的杂交水稻为解决中国乃至全球粮食短缺提供了方案。

  我出生在中国河南省,那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也是一个农业大省,我本人曾在农村度过了我青年时期的几年时光,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怀有特殊感情,也对“民以食为天”有着切身的感受。在我青年的时候,中国人彼此见面问候不是“早上好!”、“晚上好!”,而是“吃了吗?”。无疑,这是长期贫穷和饥饿对中国社会文化习俗打下的烙印。

  面对贫穷落后和外来压迫,近代中国一批批进步人士开始了救亡图存的种种尝试,为国家和民族寻求出路。100年前,其中的一些青年人,当时与你们是差不多的年纪,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把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国情结合起来,谋求人民的美好生活、民族的独立解放,于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告别了连年战乱与苦难,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始终专注于和平与发展,让数以十亿计的中国人民都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

  一个社会是不是发展,不是看产生了多少富人,而是看减少了多少穷人。经不懈努力,我们让8.5亿人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集体脱贫,提前10年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以及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从低到高的跨越,这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今天,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已经不再以“吃了吗?”为问候语。

  我刚才讲了一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中国。我想就此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二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农耕文明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有很大影响。

  中国区域广、人口多,城乡和区域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不到欧盟的三分之一,排在世界60多位,第一产业为7.7%,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确立了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如果简单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话,就是在2050年时,达到欧洲人民当下的生活水平。这是一项伟大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这一目标决定了我们一要坚定维护持久的世界和平,二要促进公平开放的国际合作。这是中国的政策,也是中国人民的信念。

  中国和欧洲都有悠久灿烂的文明。欧洲文明是基于外向型的海洋文明和工商文明。中国则不同,中国文明是农耕文明,与农业耕作所形成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是内向型的。我们总是说,中国没有对外扩张的文化,这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决定的。另外,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农业耕作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抵御自然灾害的冲击,因此逐步形成了集体主义观念,就是说个人从属并服务于集体。这个集体主义思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欧洲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就形成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孔子等儒学大师把它归纳为“仁义礼智信”,一直延续到今天。

  “仁”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就是要克制自己,为他人服务,为集体服务。这与西方的“博爱”价值观具有共性,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又确实存在差异。世界各文明价值观是多元的,彼此有共同,也有异同。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可以借鉴,但不能替代,更不应冲突。有人指责中国“专制”“威权”,这是对中国文化、历史和现状的不了解,也是对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观念的不了解。这一指责更无法解释中国民众对政府高达90%以上的满意度。

  各位同学,

  欧洲很开放,但我不敢肯定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胜于中国对欧洲的了解。在这里工作近4年,我感到欧盟的对华认知日益变化。2019年,欧盟给中国戴上了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这三顶帽子。此后,中欧间的差异似乎被不断放大,中国头顶上制度性对手的帽子也越戴越高。我不赞成中欧是对手,在中国文化中,对手是要有输赢的,这不符合中国哲学中的“和而不同”,我们希望的是双赢。我不排斥竞争,但我希望的是公平公正的竞争。华为被排除出欧洲部分市场,至今没有一个理由。关于“强制技术转移”,我很关切,也询问过很多人,没有人能给我举出例子。

  关于合作,我一直认为中欧合作机遇远大于挑战。事实也是如此,即便受疫情影响,中欧贸易和投资都在持续增长。但我所担心的是,尽管中欧之间有合作的理由,但缺少合作的适宜气氛。莫盖里尼院长两周前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提问发人深省: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中欧合作面却在收窄,中欧合作的基础是什么?双方可以在哪些领域真正开展务实合作?

  在我看来,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袁先生正是在不同水稻品种之间取长补短,才嫁接培育出了超级水稻品种。中欧只要做到相互尊重,互利合作,就完全可以超越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并将这种差异转化为双方互相成就的优势,携手办成超级有意义的大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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